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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京奥运会结束后，谌利军忽然觉得，时间变慢了。

8月初，他回到北京，一个人在体育总局的宿舍里隔离。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，仅剩的活动便是用一根弹力带锻炼——网友们称之为“冠军锻炼法”。

他在微博上发布了弹力带锻炼视频，视频中的谌利军裸着上身，站在一面米白色的墙壁前，一边对着镜头讲解动作，一边示范。看着谌利军健硕又显眼的肌肉，网友评论，“不把我们当外人”。

在东京奥运会获得举重男子67公斤级金牌后，似乎没人比微博热搜更懂谌利军。过去的一个月里，热搜从“谌利军逆转夺冠展现中国力量”“谌利军最后一举孤注一掷了”，到“5年前的里约谌利军无奈伤退”“谌利军含泪说自己太不容易”，再到“母亲曾因家境不好劝谌利军别练了”“从特困家庭走出的世界冠军”。

谌利军过去28年的人生，如走马灯一样在互联网上一闪而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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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故事，似乎在2021年的夏天迎来了最好的结局：出身贫寒的少年，苦练举重多年，经历过失败和伤痛，最终，站到了奥运领奖台的最高位置。曾经的贫穷和艰难，也被一句“我靠自己的双手改善了家里的条件”，“相信以后也会越来越好”概括。

“当你接触这个行业越来越久之后，你就越会感到举重改变了你的命运。”当被问到改变命运的具体时刻时，谌利军说：“拿冠军的时候”。

7月25日，谌利军在比赛中。当日，在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67公斤级决赛中，中国选手谌利军夺冠。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

“是比完了吗？这是真的吗？我在做梦吗？”

“心里面没有压力了，就觉得时间过得慢了。”压力伴随了谌利军5年。

2015年，22岁的谌利军成为世界举重锦标赛男子62公斤级冠军，并打破该级别的世界纪录。在媒体的报道中，他是里约奥运会男子举重项目“最稳的一块金牌”。谁也没想到，第二年的奥运赛场，谌利军因腿部抽筋而退赛。

谌利军随母姓，母亲谌友珍记得，那年比赛，家里来了好多人，有县城、镇上的干部，也有亲戚朋友和同村的村民。家里的墙壁已经挂上了加油的横幅，媒体也来了，镜头对着即将成为“奥运冠军母亲”的谌友珍。突如其来的退赛，让谌友珍难过又震惊。

她不敢给儿子打电话，怕他心情不好。几个小时后，谌利军电话打过来，声音小小的，几乎听不清。“他说‘妈，对不起’，意思是让我失望了。”这是谌友珍第一次听到儿子用这种口气讲话，她一下就哭了，安慰他：“没关系，你还有机会，这是意外。”

2021年，“机会”来了。7月25日，谌利军获得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7公斤级冠军，这也是中国代表队在此次奥运会上获得的第六枚金牌。

这次比赛结束后，他也和母亲打了个电话，说起比赛的情况，谌友珍跟儿子抱怨：“你抓举成绩那么差，还排在第四名，你想我急不急？”

按照奥运会举重项目的比赛规则，运动员需要完成抓举和挺举两项动作，每项动作各有三次试举机会。最终总成绩为单项动作最好成绩之和，并由此确定最终名次。抓举环节结束后，谌利军落后对手6公斤，名列第四，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：“这一仗不好打。”

没来得及多想，到了挺举环节，在对手以总成绩331公斤完赛的情况下，谌利军选择挑战一个不太常见的重量：187公斤。在过往的比赛生涯中，他最好的挺举成绩也是187公斤，仅出现了一次，在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。

和谌利军无暇多想不同，3000多公里外的湖南安化，谌友珍“急得心痛”。她默默地把视线从电视屏幕上挪开，盯着墙壁上谌利军爷爷的遗照，想着：“你还不去帮忙？要是这次失败的话……”

谌友珍正在胡思乱想时，周围的人开始尖叫，她把眼睛挪回屏幕，才发现儿子赢了。谌友珍也蹦了起来，抱着身边的人就开始哭：“当时就是觉得我儿子太苦命了，太不容易了。”

屋外燃起庆祝的鞭炮和烟花，村干部买来西瓜和矿泉水发给看比赛的村民们，人们抹着眼泪互相祝贺。

谌友珍计划，等人都走了后，她要回到房间大哭一场，还要“睡两天好觉”——比赛前一晚，她担心到失眠了。

但是当晚，谌友珍又一次失眠了——她实在太兴奋了。

谌利军也失眠了，“一天一夜都没睡着”。他有点恍惚：“是比完了吗？这是真的吗？我在做梦吗？”

8月19日，启蒙教练蒋益龙在益阳少儿体校内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被选中的孩子

举重生涯开始之时，谌利军只有10岁，在村里的小学读五年级。

2003年5月，他和父亲去了一趟益阳市区。在那里，有个叫蒋益龙的陌生男人让他跳远、做俯卧撑。“当时太小了，想法没那么多。农村小孩嘛，让我跳远就跳呗，让我做俯卧撑就做呗。”

18年过去，蒋益龙依然清楚地记得谌利军赤脚在水泥地上的跳远成绩：2米36。“那是很惊人的一跳，”他说，对一般的孩子而言，一米三的个子，跳远能跳到一米八就很不错了。在没吃早饭和午饭的前提下，谌利军还做了50个俯卧撑。蒋益龙觉得，够了，这个孩子肯坚持、能吃苦。“有的小孩不能吃苦，做十几次、二十几次就不做下去了。”

他立马打了个电话给湖南省举重队的教练——“发现天才了”。

年幼的谌利军不知道，自己被冠上了“天才”的称号。他回到安化老家，继续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、爬树、掏鸟窝、打架。谌友珍记得，谌利军甚至在和邻居家小朋友打架时，也能体现出力气大的优势：他总能推倒个子比自己高的小朋友。

谌利军说，自己从小成绩不好，好动，“挺皮的”。惹父亲生气时，父亲转身想拿个棍子打他的工夫，他就已经跑到十多米外了。

到了暑假，之前见过一面的陌生男人来了好几次家里，谌利军大概知道，这个人想让自己“练体育”。

他不明白“练体育”意味着什么，但他“不喜欢读书，喜欢玩，喜欢到处跑”。体校成了一个不用上那么多文化课，又有许多同龄朋友可以一起玩的地方，谌利军想去。谌友珍记得，每次教练一到家里，谌利军就抱着对方的腿不松手，生怕教练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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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益龙选中谌利军的理由有很多，但一切选择的源头，在于谌利军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“大力士”。杨林村的村干部罗双新记得，谌父曾和村里人一起到浙江宁波打工，担石头、挑水泥，因为力气大，工资拿的都是双倍。

蒋益龙见过谌父，身高一米七出头，体重却有220斤，“身上没有肥肉，非常健壮”，“站着像冰箱一样，四四方方的”。

和父亲比起来，谌利军显得格外瘦小：10岁的年纪，个头不到一米三，体重也只有大约55斤；再加上偏黑的皮肤和偏黄的头发，整个人看起来像豆芽菜一样。

“力气是有遗传的”，蒋益龙称之为“天赋”。在旁人看来谌利军略显瘦弱的身材，在他眼里，则意味着可塑性极强——瘦小的孩子训练效果反而会更好：“这样练出来的肌肉都是扎扎实实的，能百分百拿出来用。”

蒋益龙甚至一开始就相信，只要这个孩子能坚持练下去，“他一定可以拿奥运冠军”。

但谌友珍不想儿子去练举重。她对举重的所有理解都来自电视上播放的比赛，运动员看起来“身材不好，矮矮的，胖胖的”。

谌友珍最大的担心是，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又在农村，要是儿子长成这样，以后“讨不到老婆”。

暑假都快过完了，谌友珍还是没同意，蒋益龙“吓唬”她：“你不把他送到我这里来，你浪费的就是国家的人才。”

暑假结束前的最后一天，谌友珍抱着“干脆就赌一把”的心态，送谌利军坐上了教练租来的拖拉机，俩人打着火把，就这么离开了老家，到益阳少儿体校去了。

8月19日，益阳少儿体校的训练馆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“只是在练着而已”

对一名10岁的孩子来说，举重意味着什么？谌利军只记得，“举重的概念我都不知道，只是在练着而已。”

但在蒋益龙眼里，10岁是最适合打基础的年纪。“从启蒙训练到拿全国冠军或世界冠军，一般都要10年以上，成绩出得早的话，也需要8、9年。”他说，男子举重运动员最黄金的年龄一般是23岁到30岁左右，这个阶段的肌肉力量是最强壮的。

因此，在正式举起杠铃前，练举重的孩子要先进行一年的身体素质训练。在益阳少儿体校，摆在谌利军面前的，便是无止尽的跑步、俯卧撑、蛙跳和“跳台阶”。

体校隐藏在益阳市的一片居民区中，在一栋栋六层的住宅楼中，夹杂着两栋两三层楼高的矮房子，那是孩子们的宿舍和食堂。训练馆只有一层，蒋益龙说，这是由锅炉房改造的。

体校的一切看起来都很陈旧：食堂的水泥外墙掉了一块，露出红色的砖块，砖块的缝隙里还长出了几株不知名的植物；墙角不光长草，还发霉了，黑漆漆的一片。偌大的训练馆里没有空调，只有墙上挂着几个小风扇，到了夏天，更是炎热。

曾经，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训练馆，看到这样的训练环境，一直追问蒋益龙：“你们是官方的还是私立的？条件这么差？”蒋益龙也只能笑笑解释称：是官方的，条件也确实不好。

整个训练馆内颜色最鲜艳、最新的东西，是一条挂在墙上的横幅，上面写着：学习谌利军，破世界纪录，夺世界冠军。这是2015年谌利军获得世锦赛冠军后挂上去的。

在体校的那几年，谌利军是一个听话、认真的孩子：“有的小孩逃学、上网，有的装病、偷懒，他从来没有过。”“跳台阶”的时候，到了最后几步，有些偷懒的小孩就直接走上去了，但谌利军每次都会坚持跳完全程。

比起“跳台阶”，谌利军对体能训练的更多记忆和跑步相关。“我不是喜欢跑步，但我们那时候需要跑步来提高身体素质。”体校没有操场，他每天要从学校跑到200米外的马路上，再折返回来，不断重复。

训练的第二年，谌利军的父亲被诊断出了糖尿病和脑癌，只能在家休息。罗双新说，谌友珍的弟弟是残疾人，没有结婚，一直和大姐生活在一起。谌友珍的妈妈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。村里面虽然把谌奶奶纳入了低保，但依然杯水车薪，整个家庭的收入主要靠谌友珍在瓦厂上班。

那时候，谌友珍每做一片瓦，能挣3.5分钱。“（每天）做10个小时，我都还舍不得松手，因为我们的钱不够用。”瓦厂做工至少需要两个人搭伙干活儿，一个人把沙灰渣子磨碎，另一个人烧瓦。谌母工作“太拼命了”，很多男人都不愿意跟她一起做。

“我说你们可以慢慢做，不用那么辛苦，但我不行，没人帮我的忙。”儿子在体校训练，算上学费、生活费、路费和零花钱，一年需要大概七八千元。谌友珍想着，要不别让孩子练举重了吧？她把谌利军接回了老家。

但蒋益龙不愿意放弃，“从我的角度看，像这样的家庭，如果他读书或者做其他的事，还是会很艰苦的。”也是在那时，蒋益龙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谌利军培养出来。

他告诉谌友珍，钱的问题他来想办法，“只要你把小孩交给我。”

后来，每次交钱的时候，谌友珍都是有一点交一点，一次学费要分好几次才能缴清。实在没钱了，蒋益龙就把这笔钱出了。那几年，蒋益龙每个月的工资不到一千块，有时补贴完孩子们，他还要借钱才能过日子。

蒋益龙对谌利军的“偏爱”，和自己的经历相关：他也是举重运动员出身。1986年，21岁的蒋益龙在湖南省级运动会上取得了名次后，安化县体育局给他解决了县城户口并安排了工作，蒋益龙便从运动员转身成了教练。

对蒋益龙而言，举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“专业上，本来还想（继续）走一走的。但解决了自己的‘铁饭碗’问题，就很知足了。”蒋益龙说，对那个年代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而言，这几乎是最好的选择。

他希望，通过举重改变命运的事情，也可以发生在谌利军身上。

谌利军和母亲的合照。受访者供图

举重的意义

很难说清楚，谌利军在哪一天真正明白了举重的意义。

在益阳少儿体校的那几年，谌利军觉得，自己坚持训练就是“想了解它”，想在训练中弄明白“举重到底是什么？”

比起“改变命运”，年幼的谌利军首先需要解决的，是经济问题。父亲患病后，他想在挣钱的同时兼顾举重，进入省队成了最好的选择。

在日常训练中，蒋益龙也总是用“进省队”来激励孩子们：蛙跳跳到多少下，你就可以进省队了；省队不光有工资，还有编制，以后都不用愁了。

2006年，13岁的谌利军参加了湖南省级的运动会，拿到名次的运动员就有机会进入省队。“那次他失败了，没有拿到名次。”

蒋益龙记得，谌利军的父母情绪都很低落，“比较失望”。蒋益龙只能赶到安化，跟他们做分析，“这次比赛没拿到成绩不要紧，反正我保证把你的小孩送到省队去。”

彼时，蒋益龙已经当了十多年举重教练，有天分又努力的，谌利军算是为数不多的一个。“我一直就这么觉得，他就是可以。”

2007年4月，谌利军又有了去省队参加考核的机会。临出发前，蒋益龙把谌利军的被子、行李都带上了，“当时还没确定要留下他，但我对他充满了信心”。蒋益龙说，当时谌利军重50公斤，高翻（举重的一个动作）的重量达到了110公斤，“那是非常少的”。

也正是凭借着高翻的重量，谌利军留在了长沙。在长沙训练了近两年后，他正式进入省队，每个月有一千多元的工资。每个月，除了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，谌利军还能给生病的父亲打200元的零花钱。村里没有银行，每个月谌父都要去县里面取钱，“他爸爸都好高兴的。”谌友珍说。

但直到谌利军进入省队，谌友珍都不确定送儿子去练举重到底对不对，“要练到什么程度？练到什么时候？我都没想过。”

谌友珍担心：“要是没练出成绩就退役了，怎么搞？他是能到社会上去做个什么生意？还是能到工地上去做事？”

谌友珍记得，有一年，谌利军从体校回家，和她一起到菜园里浇水。谌友珍在前面担着两桶粪水，谌利军在后面担两桶清水。结果谌利军一路都摇摇晃晃的，还没走到菜地，水就洒完了。“我说你怎么搞的，两个桶都不能担？他就说’妈妈我不能担，我给你提’。”谌友珍记得，谌利军一手拎着一个桶，就像功夫片里的武僧一样，稳稳地把水拎到了菜地。

“他的肩膀担不了东西”。谌友珍觉得，儿子即便将来去了工地也卖不了苦力。

但在谌利军眼里，进了省队后，眼前的路反而变得更清晰了：“你进省队想拿工资，拿了工资后想出成绩，出了成绩后想进国家队，肯定都有目标。”

2012年春夏相交之际，谌利军父亲和叔叔在100天内因病相继去世，家里只剩下谌利军和母亲、奶奶三人相依为命。

8月19日，益阳少儿体校是谌利军曾经训练的地方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冠军的出路

所有的困难，在2013年的秋天迎来了转机。那年9月的全运会上，谌利军获得男子举重项目62公斤级的冠军。这块奖牌于他而言，意味着在男子举重62公斤的级别“站住脚了”。

这也是他第一次觉得，原来举重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：“全运会四年一届，本身是一个大赛。当你拿到（金牌）后，你也证明了自己，待遇可能就好一些了，也能看到自己的出路了。”

所谓“出路”，谌利军如此解释——“只要你到了一定水平，你就会想下一步怎么走。拿完世界冠军，就想拿奥运冠军；拿完奥运冠军，还想拿下一届（奥运冠军）。”

全运会夺冠一个月后，谌利军又成为世锦赛举重男子62公斤级冠军。谌友珍不担心了：“即便退役，教练的工作怎么也得给他安排一个吧？”

罗双新记得，夺冠后回家，他带着村里的腰鼓队、军鼓队，从县城一路敲敲打打地把谌利军接回了老家。县城和镇里的领导也来了，分别给了他5万元和2万元的奖金。

靠着儿子得到的奖金，谌友珍简单装修了一下家里的房子，石头地面变成了水泥地面，买了一台双开门的冰箱。她说，谌利军最喜欢吃老家的腊肉和豆角。腊肉放进冰箱，儿子随时回家就都有的吃了。

2014年，谌利军参加仁川亚运会，获得了举重男子62公斤级冠军。回国后，他给母亲带了个礼物——一块手表。谌友珍猜测，这块手表可能要一千多块钱，谌利军回了一句：“差不多”。

谌友珍不信，找了会上网的同事，一查才知道这是梅花表，“最少都要六七千块钱。”

还有一次，谌友珍问儿子，队里发了那么多鞋子，他又穿不完，能不能换一双码数小一点的，给自己穿。

“他说我给你买一双就是了。”谌利军给她买了一双“看起来质量好好”的鞋子。

谌友珍日常的鞋子都是三四十块钱，她猜，儿子买的鞋怎么也要一两百元吧？谌利军又说“差不多”。后来，她在路边看到儿子买鞋的品牌，进去问了问，才知道那双鞋要六百多块钱。“六百多块钱的鞋子买得我心痛。”

家里的经济条件切实好了起来。每当谌利军获得一次冠军，他都会给谌友珍打一笔钱。靠着儿子比赛的奖金，谌友珍还清了家里的欠债，又一次把家里的房子装修了一下：原本的水泥墙壁被刷上了石灰，裸露的窗框装上了玻璃，慢慢的，沙发、电视、空调也都有了。

买了新电视后，谌友珍喜欢上了举重比赛。“我们过去都不喜欢看的，就我儿子练举重后，不管是大级别、小级别，只要是举重，我们都喜欢看。”

举重18年，谌利军的“出路”终于明确清晰。

9月，是新一届全运会。8年前的那届全运会，是谌利军举重生涯最重要的比赛之一：因为这场比赛，他“出头”了；8年后的全运会，谌利军依然想赢，但他也明白：“谁都想拿冠军，但没有永远的胜者。”

至于压力，谌利军现在觉得，到了这个阶段，心态反而更重要，“放开比就行了”。

举重这件事要做到什么时候为止？年龄对运动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。3年后的谌利军，31岁，站在教练口中“男子举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”的尾巴上。

31岁的谌利军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对手和挑战？他不知道，但他有了一个学习的对象：吕小军。今年夏天，37岁的举重运动员吕小军再次获得奥运金牌，成为奥运史上夺冠年龄最大的举重运动员。

谌利军和教练说过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自己“还想去巴黎拼一把”。他还想像吕小军一样，把举重这件事坚持得再久一点。

文 | 新京报记者 李桂 实习生 郭莉莉

编辑 | 陈晓舒 校对丨李立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