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学校和职场的目的不同)(学校与职场有哪些不同)

(学校和职场的目的不同)(学校与职场有哪些不同)

海报新闻见习记者 黄悦 广州报道

仅2022年,幸运已经换了3份工作。

电话拨过去时,幸运语速很快地截断我的寒暄,说还有一个夜片要拍,问能不能等等她,随即“嘟嘟”两声,电话挂断了,我只好等。再联系上已是凌晨,她回微信,“我现在准备把稿子写了”。

那天是星期六,后来听她说,“稿子写完一看都2点了,早上8点还得上班,我觉得咱们都应该睡了,就没回你”。她不知道,我还在等。

凌晨两点,同样没睡的还有阿九和阿奇。阿九忙着鼓捣她家里的“新成员”,一个手机稳定器和一块反光板。她尝试录制了一段自己讲课的英语视频,看着镜头里暗暗的脸,决定再下单一个面光灯。

同样暗暗的镜头里,大侦探波罗轻抚着唇上的两撇小胡子。镜头外的阿奇拿着平板看得聚精会神,除了案件的头脑风暴外,她还在快速地跟读台词,一句不落。

如果就业是一次登山,那入职成功或是登顶,登顶者站在顶峰,方才看见云山雾罩里连绵着,是一山更比一山高。2022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,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9.3%。这意味着,平均每10个青年中,就有2个面临失业。

阿九在毕业3个月后,主动成为了这五分之一。

青春才几年,疫情占三年

好的青春,没有围墙。

阿九的校区在广州白云区,兼职的地方在越秀区东山口,约28公里的路程,学校附近没有直达地铁。早在舍友酣睡正浓,黎明尚未破晓,阿九已经洗漱出门。早上5点,校园里唯一的光源是全家便利店,阿九每次都会去那里买一杯10块钱的冰美式,随后在灯光的照亮下步行至公交站台。

每个周末,风雨无阻,先上公交,再转地铁。最后到达东山口的新东方,阿九在那里担任助教。她的工作内容,就是联系家长、批改试卷、直播孩子们的课堂状态。偶尔,帮忙碌的任课老师订份外卖。

早在大一上学期,舍友们忙着查“广州十大必打卡景点”时,阿九就意识到大学将会让她前所未有的自由。而怎么支配这种自由,将是她绵延四年的自修课。

助教的工作机械、重复,和家长的沟通也有话术模板。每次课堂上给孩子拍完照片后,阿九都会在美图秀秀里挑漂亮的模板给孩子们修好图,再发到班群。“家长会很开心,看到孩子那么可爱。”有了这些好看的照片,不仅班群里家长的互动变得更加积极,也让阿九和学生拉近了距离。

这之后,家教、培训机构老师,接连几份实习让她坚定,教育行业就是她的舒适圈,因为比起大人,她更愿意和小孩打交道。

可就在她计划着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,多积攒一些教育行业的实习经验时,2019年底,新冠肺炎疫情爆发。疫情为世界落锁,大学的围墙第一次切实发挥它的作用。

刚开始封校的时候,没有红色的水马、蓝色的铁皮,只是电动伸缩门拉长了,保安拿起额温枪,学生专属的微信小程序开始提醒“一日三检”的打卡。微信群里是滚动许久才能翻完的通知,阿九的实习计划只能被迫搁浅。

与阿九相反,在毕业实习前,阿奇没有考虑过任何兼职和实习。奶茶、欧包、嘻哈乐、爵士乐,大学四年,阿奇共看过四季嘻哈音乐节目《show me the money》,品鉴了一圈学校附近的奶茶欧包店。在她看来,比起实习,更应该及时享受大学带来的自由。茫茫就业路,自有毕业实习缓冲。

作为2021届的毕业生,幸运成功地躲过了封校。在新冠疫情暴发前,她正好在江西老家找到一份事业单位的实习。再返校,是参加毕业典礼。

这份政府宣传部门的实习让幸运找到了传播学的乐趣,也让她感受了传播学的无聊。四四方方的办公室里,幸运翻着摞成一本书高的材料,拉表格、建文档、看曲线,分析舆情,协助调研。2020年一整年最大的热点舆情,无外乎是疫情,“每天上班,就是去办公室里分析疫情相关的文件,没完没了。”

流光抛人远,靴子何日落

只要楼层足够高,靴子也能砸死猪。

2021年7月24日,国家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。文件发出那天,阿九在机构实习快两个月。虽然阿九所在的机构并非学而思、新东方这些教育巨头,但也有中等的规模。这让阿九仅实习期的工资,不必996,就超过她在互联网企业搬砖的朋友。至于播音主持专业的幸运,大一仅靠在校外艺考机构兼职,就已经月过6000元。

“减负这词我小时候也经常听,结果喊了十年多的‘狼来了’,轮到我毕业,狼真的来了。”而靴子落地后,退潮的速度远超人们的想象。阿九所在的教培机构在她离职三个月后,宣布倒闭。

但阿九并不可惜,“教育行业在很多人看来就像收入神话,但每次拿钱我都觉得很憋屈”。

机构面试官曾这样问阿九:“你觉得我们和学校的不同在哪里?”阿九记不清自己当时的回答,却清楚地记得面试官告诉她:“错。我们和学校最大的不同是,学校以教育为目的,但我们是以营利为目的”。

阿九所在的分部共有16个授课老师,每个人要管理10个班,加起来平均一两百个学生不等。

某天课程已经结束,黑板上是还未来得及擦去的英语板书,空荡荡的教室也是阿九的办公室,她坐在讲台上,按名单顺序拨通了家长们的电话。

直到一位家长接通了电话,阿九夸奖的话术先打头阵,随后花枪一耍,“但是孩子这里还有所欠缺,我们现在这里有个特惠课程,您可以考虑一下”。当天,阿九并没能成功推销出任何课程。

电话都打完了,阿九看见有一个学生还没走,而他的家长,正是未接电话的其中之一。他的父母忘记给孩子兜里揣钱,于是阿九带他吃了饭,再将他送上公交。

十天下来,阿九成功向两位家长推销出课程。

后来,阿九从学生口中知道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,“她们对我们好还不是希望我们报课”。早早看破人际关系的孩子,给尚未踏出象牙塔的阿九上了一课。

“我干不下去了。”

(学校和职场的目的不同)(学校与职场有哪些不同)

阿奇的第一份实习,是在一家主营医疗器械的外贸公司。这是她和家人一起敲定的领域,“不仅可以做专做精,行业前景也非常景气。”而公司的客源主要来自中亚地区,即使是疫情期间,贸易往来也比较稳定。

入职一个月后,阿奇发现她每天只需在办公室写好英语的开发信,“再跟公司交代给那几个‘斯坦国’的客户线上联系”。其他时候,是部门无尽的会议。老员工告诉阿奇,疫情下不能出差,重要展会也延期,日子比以前好混多了。

三个月实习期很快过去,当人力来提转正时,阿奇删掉了电脑里的开发信模板,婉拒了主管的挽留。

招聘页面和时间如流水般在阿奇的指尖滑动,直到她停在一家深圳的广告策划公司页面。实习岗位是市场调研,阿奇在做外贸的时候,就很感兴趣市场方面的工作,她在BOSS直聘上和对方的hr打了招呼。

入职后,阿奇在甲方将推广策划的要求提供给公司后筛选出instagram、tiktok、Twitter符合要求和调性的网络红人问价、砍价,最后拉好表格,交给正式员工。这份工作和她以为的市场调研关系不大,而公司当时之所以招进阿奇,只是看中她的英语沟通能力。

在阿奇做满一月后,有个比她早一批入职的实习生告诉她,在承诺有转正机会的前提下,公司还在不停地招聘职员,并没有给实习生留下任何转正岗位。阿奇在确认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后,敲响了人力资源办公室的门。

同样在办公室里刚呆满一个月的幸运,也只用一天不到就办好了离职手续。“我很喜欢‘沉默的螺旋’这些传播学理论,但坐在办公室是干不好传播的”。

要做真正的传播,幸运首先想到的,是电视新闻记者。她开始在BOSS直聘和“传媒圈”公众号上看传统媒体的招聘信息,最后发现这些工作都有专业限制,只接受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毕业生。

没办法,去尝试考研。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相关数据,2021年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377万。而幸运,义无反顾地成为这377万分之一,然后,不出意外地被挤下了独木桥。

考研失利,幸运倒没有伤心,自嘲道,“哪有么容易能考上。”她决定另辟蹊径:“当时去湖南的那家传媒公司,是想潜入生活里,让大家用文字来了解我,了解我眼中的世界。”幸运说这话的时候,字咬得特别清晰,半分不带湘赣口音,脸上红扑扑的。

可是三千世界,人心海海。满心期待潜入生活的幸运,后来却差点在职场溺亡。

最初,领导还只是根据她写的文章点评她几句。不久,领导把她叫进办公室,莫名来一句,“你长得这么普通,把你放在长沙的大街上,没有人会看你一眼……”

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幸运,第一次遭受这样的攻击,难以置信。可类似的话语聚沙成塔,有一天幸运在照镜子的时候,突然发现自己眉头耷拉,脸色蜡黄,她哭着给男朋友打了电话。

压垮幸运的最后一根稻草,是当她拿着写好的一篇主题为”长沙出游攻略指南”的软文,拜托坐在她工位前的女生帮忙修改文章中的部分措辞。第二天,这份文章出现在领导的手机里。随后那位女生被叫进了办公室,领导将她从学历到文笔都夸了一遍。而幸运,则失去了自己作品的署名权。

橘子洲头,玻璃晴朗。幸运在和领导的又一次沟通失败后,走出办公楼,在12306上买了一张回江西的高铁票。

相劝小举足,前路高且长

在彻底挥别象牙塔的日子里,路漫漫而修远,唯有上下求索。

2022年6月30日,幸运毕业一年,阿奇和阿九应届毕业。幸运收到一份来自佛山传统媒体的邀请,终于成为她梦寐以求的新闻记者。阿奇调整了简历,陆续收到面试邀请。阿九则从教培行业黯然离场,转身去了广州的一家航空物流公司,一切仿佛是从零开始。

当一个个小齿轮接入长长的链条中,组成一个庞大的机器伊始,损耗就在悄无声息地发生。在幸运卸下行李箱,来到离家771公里远的佛山当天,就被编辑扔去当地的学校拍学生做月饼,“我大眼瞪着摄像的小眼,他看我什么都不知道,就来帮我”。

最后幸运接连拍了一个星期的片子,发现基本都是机关会议、各类活动还有自己从生活素材里琢磨出的民生热点,“雨后蚊子多,忽冷又忽热;高温保作业,秋风防秋燥......”幸运碎碎念着,揶揄道:“这才是真正潜入了生活。”

幸运最终决定留在这座岭南水乡,偶尔下班有空,就和同事小酌一下。“我觉得这座城市是欢迎我的,来的第一天,我刚下地铁,就看到一个笑脸的太阳花气球。”

至于“子弹论”、“沉默的螺旋”、“把关人”这些她心心念念的传播学理念,好像彻底消失在她的生活,又好像从未消失。

而去了航空物流公司的阿九,在广州一轮又一轮的疫情中只能在办公室闲坐。“成长空间太窄了,学起来上手很快,但很容易成为航空流水线上的出单工人。”在反复思索下,阿九决定离职。

我问阿九:“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?”她指了指着家里的手机稳定器和反光板:“我打算做个亲子教育的自媒体账号,努力找到教育和盈利的平衡点。”

一边说着,阿九又笑了起来,给我看了她手机里的BOSS直聘。浏览的全部是教育行业相关的职位,她还给自己留着退路。

至于阿奇,她又一次投身做医疗的外贸公司,这次的主营业务是医疗大健康,在全球疫情时代下,生产口罩。

提起新工作,阿奇还是有些迟疑:“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干医疗,想干外贸。但是都毕业了,我不能再让简历上都是三个月的经历。”

“在无法预测的未来里,还是先把握好当下吧。”阿奇说。

(应采访者要求,幸运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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